例如，农村土地和城市房屋拆迁案件成为行政争议的高发领域，[8]土地和房屋拆迁行政争议一直居于行政案件数量前列，[9]且此类案件通常伴随着大量非常规的政府信息公开申请及后续争议。
[31]参见马超：《主渠道定位下的行政复议司法化反思——兼谈行政复议的改革方向》，载《河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2020年第6期，第37页。但凡有观点主张引入彰显程序正义基本要素的具体设计，就极易被贴上与行政诉讼趋同的标签。
1989年通过的《行政诉讼法》对经复议案件的地域管辖与被告（第17条，第25条第2款）、复议与行政诉讼的程序衔接（第37条）、复议期限与经复议案件的起诉期限（第38条）等内容作出规定，但彼时出台《行政复议法》的条件尚未成熟。…… [49]例如，在苏鸿诉哈尔滨市政府履行职责案中，苏鸿的诉讼请求是判令哈尔滨市政府履行以下职责：责令哈尔滨市公安局香坊分局限期履行复议决定。第七，对于复议被申请人不履行复议决定的情形，仅规定由复议机关或有关上级行政机关责令被申请人限期履行不足以保护复议申请人的合法权益。《复议修订稿》第29条第1款将复议前置案件的范围调整如下：（一）公民对二百元以下、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对三千元以下罚款或者警告不服的。相比于听取意见所具有的形式灵活、不禁止单方接触、不强调直接言词辩论等特点，听证程序需满足程序正义的基本要求，例如双方当事人有权进行质证和辩论、行政复议机构应制作听证笔录。
[36]该法第26条第2款规定：经复议的案件，复议机关决定维持原行政行为的，作出原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和复议机关是共同被告。主张反司法化的最有力观点，是以就连纯粹司法性的行政诉讼都尚且存在不公为由，质问行政复议为何还要司法化。工业社会为什么要强调分工？涂尔干有一个很好的观察和解说：因为工业社会的本质是提供内容，但是没有一个人、一个职业，拥有所有的能力来产生所有的内容、提供所有的实体，因此工业社会必然导致专业性的功能分化。
统一行动秩序，就是国家统一指挥，在国家范围内不同的人，不同的组织，不同的团体，按照一个基本的标准来形成统一的行为模式。比如说平台经济就是非常典型的例子：平台经济到底是政治系统还是经济系统？回到我曾经参与的《食品安全法》修改工作。我们现在会讲很多基本权利不能放弃，具有高度属人的个体属性。所以传统的宪法是建立在工业文明的社会分工和功能分化的基础上。
所以我想我们可以从正在发生的事情和哈贝马斯这篇文章作为引子，来引出今天的主题——21世纪面对一个激烈变动的社会和人类文明，宪法的本质到底是什么？它的功能又如何发挥以应对新的变化？我觉得讨论这样的话题算是真正为国家宪法日在学术上做了一点贡献。公共领域从无操纵性到有操纵性，这是第二个差别。
3.与国家相对的人的图像向与社会相对的人的图像转变。进入专题： 国家结构 社会结构 宪法 。法律也是一种最精致的、正式的人造语言。这种观点下的规范在今天其实已经不存在了。
哈贝马斯在《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中，通过从罗马传统到中世纪再到18世纪详实的史料考察和细节分析，得出在国家与社会二分基础上、孕育在中世纪世俗王权与贵族政治母体内的第三结构，公共领域，是推动现代民主政治秩序形成的重要社会基础。语言哲学非常深刻地告诉我们遵守规则的核心在于遵守我们对规则的自我理解。而在经过了信息技术革命的21世纪的今天，人类来到了功能嵌合的时代，我们已经很难保证一个泾谓分明的社会系统之间的分化。职业人口的产生和发展，促进了社会的流动，孕育了自由人口。
法国社会学家涂尔干也通过经验描述验证了这个观点，有分工才有合作。卢曼由此非常看重实证法这个概念以及法的实证化功能。
大家可以看看近代商法是如何发展的。金融的风险是弥散性的，但是要克服这种弥散性的风险，我们又不得不依赖中央，中央和地方在金融监管事权上的合理分配这不是金融法本身能解决的，需要依靠宪法来解决。
宪法是全人类共同的文明生活方式，是现代民族国家公共理性的最高法律表现形式。我在参与《食品安全法》修订相关工作的时候，就讨论过立法要不要对某些食品产业建立强制的国际标准。比如言论自由，一方面是防御，国家不能侵犯我们言论自由，另一方面如果我们积极行使言论自由，对于有效地建构一个民主政治也是有好处的。这些场域原来是被贵族政治垄断的、被王室垄断的，但是经过市民社会的离心力作用，它逐渐形成一个以公共议题为关怀，以公共论辩为核心，以公共生活和平台为载体的领域。所以启蒙运动巨大的成就，就是塑造了一个为戒备传统国家而建立的以人的权利和尊严为核心的人的图像。在一个功能嵌合的时代,很多价值观都在重新组合与刷新。
例如，他在文章中反思了民主承诺的亏空。在这个法律里，德国的联邦议会提出了三个措施：第一，夜聚禁制令，晚上10点到凌晨5点不允许聚会。
我们在这个主题里讲宪法的新本质，好像宪法既有旧本质又有新本质。那么问题就是：为什么这些不同的国家机关会持续性地、稳定地不断再生产权力运作？比如在中国，到每年3月份，我们就能知道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要召开了，我们不用每年讨论一次，今年要不要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因为宪法的规定使得权力可以自动化决策和不断再生产。
（五）近代宪法作为国家的结构性装置，从社会理论和历史社会学来看有三个基本动力 从社会理论和历史社会学来看，我觉得支撑传统的宪法和国家形态的主要用三句话可以概括： 第一，我们之所以会形成这样的一种国家和宪法，整体上看是人类工业文明以及适应工业文明的产物，是基于工业文明的社会分工与功能分化。他在《交往行动理论》里讲到，理性商谈有三个标准：第一是真实性。
对于职业人口的出现，它的一个很重要的特点，用福柯的话来讲，就是个体人格自由的开始。（四）传统宪法是支撑国家的结构性框架，发挥建构并控制国家、从而保障人权的功能 当然在德国还有很多学者认为宪法规范的国家是广义的，它包括整个社会系统，例如D. Grimm、卢曼等就是这样认为的。桑希尔在《The Sociology of Constitution》这本书里沿着卢曼的讲法指出， 宪法使得偶然的、经验的权力变成了实证的、抽象的法律概念，比如立法权就是对一切立法活动的抽象，审判权就是对具体司法活动的抽象。又如，他在文章中发现21世纪的公共领域作为国家与社会连接点的一个界面，本身丧失了理想精神。
哈贝马斯认为，我们今天这个时代是一个从媒体到平台发生转化的时代。也一定是建立在专业化与分工基础上的，因为没有人具备产生一切内容的专业能力。
古典的宪法是什么含义，按照《The Oxford Handbook of Comparative Constitutional Law》的说法，就是constitution的拉丁词原意：组构、建构、并保持事物的统一。什么叫实用主义哲学？实用主义哲学是为反对本质主义哲学而提出来的。
我经常会想到习近平总书记在去年全面依法治国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体到合宪性审查的重要意义的时候，他指出的，对于一个单一制国家，保持法治统一具有重要的政治意义。第二个就是主权概念被深深地动摇。
那么法律的语言作为一种人造语言会有什么特点？用布兰顿的观点来看，第一，任何一种法律语言都蕴含着规范期待。周期选举所注定的短期执政实际上使得其长期绩效出现亏空，大量政治承诺是不落实的。例如，公民的言论自由，很多时候是被各种各样的大数据平台商所控制和侵犯，国家相反需要在这个过程中发挥哈贝马斯讲的矫正功能，这也让我想起Post所讲的，国家未必是言论自由的敌人，相反我们需要某种强而有力捍卫言论自由的国家。所以传统宪法是限制国家权力的，约束国家，保护个体。
五、新功能 （一）从新实用主义哲学看宪法在21世纪的新功能（援用Brandom,1994） 这一系列的变化促使人类文明对宪法的理解遇到了非常大的挑战。所以一个以内容为取向的社会一定是建立在专业分工的基础上，因为内容之间是专业的，造电脑的不一定会造水杯，造水杯的不一定能造手机，只要是工业化，只要是制造业，只要是实体经济，它就一定是功能分工的，一定是专业性的。
所以哈贝马斯认为人民主权和人权是同构的关系。另一个是金融化，它使得资本的流动更加虚拟化，不以内容生产和实体要素作为流动的对象和目标。
大概从公元前五世纪雅典的民主政治开始一直到漫长的中世纪，这个时间段内人类文明对于宪法，constitution的理解没有根本变化。这就是日本法学家川岛武宜所讲的国家人格与个体人格的双重独立才是现代理性法与法典化的基础。
